20世纪70年代以前，“能否制造工具”一直被视作人和古猿的分水岭，而一位中国人类学家的声音却改变了这一切：自他而始，那些已能直立行走却不会制造工具的古猿，也被划进了人类的范畴。他就是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
一定要成为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专家
1916年2月19日，吴汝康出生在江苏常州武进县一个仅有五十来户人家的龙村。1935年，因为父亲过世，家庭经济困顿，高中毕业的吴汝康跟随哥哥从这个村子走出来。他应聘的工作是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的体质调查项目做计算员。幸运的是，聘用他的老板是留英博士吴定良。一年后，在老师的资助下，吴汝康进入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大学毕业后，追随吴定良，吴汝康来到云南参与研究刚刚发掘出的南人骨骼。吴汝康对这些骨骼进行消毒清洗、测量和观察，随后鉴定每一具骨骼的性别、年龄，核查有关资料，判断骨骼的来源，绘制轮廓图。此间，他单独研究了颈部最上的两个脊椎骨，并在中央研究院1941年《人类学集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国人的寰椎与枢椎》。其后他又随吴定良去贵州省安顺、平坝、普定等县的穷乡僻壤，调查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体质差异。通过这次调查，获得了宝贵的资料。他单独进行了各民族发旋和血型的研究，并发表了论文。
北京猿人头盖骨神秘失踪至今仍是世界瞩目的疑案。几十年来，这个未解之谜困扰着中外无数科学家，也令无数好事之徒神魂颠倒。“北京人”的丢失虽不像圆明园被烧成为国耻，但它却唤起了青年吴汝康的民族自觉。
吴汝康想不通，在自己国家的境内发现、由本国科学家经过长达14年系统发掘出的猿人化石，为什么中国科学家却没有研究的权利？为什么研究“北京人”的成果向国际发布时署名是美国或加拿大人类学家？中国学者只是以发掘者作为点缀，连1929年最早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先生的名字都不提！因为遗址发掘的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他们掌握着钥匙，决定由谁来打开“北京人”这把锁！最让吴汝康不服气的是，他们根本不相信中国科学家具有研究能力。这深深刺伤了吴汝康。他发誓：不仅要从事现代人类学研究，而且一定要在古人类学领域成为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专家。
根据任何一块骨头，一眼可以判定死者的大概年龄
怀着这样的勃勃雄心，吴汝康和妻子马秀权于1946年双双考取世界顶级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丢下仅八个月大的儿子，登上了美国轮船戈顿将军号。前来送行的是两位各自如父亲般供养他们读书的兄长。站在甲板上看着两位兄长的背影久久不肯离去的吴汝康，从那时起步，走向了世界一流学者的行列。
且不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所在的城市有被称为“母亲河”的密西西比河流过，也不说它坐落在全美最大的森林公园中，单说它历史上有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仅吴汝康所在的系就有3位诺贝尔奖得主开课，就足以让求知若渴的他兴奋不已。女导师第一次见面就表示要把他在国内撰写的论文推荐到美国的专业刊物发表，并毫无保留地把两千多份人体解剖的详细档案向他开放，更是让他领略到了一个学者的胸怀。得到这样的关切与训练，他说：“几年后我可以根据任何一块骨头判定死者的大概年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在导师的帮助下，吴汝康开始研究人类口腔骨骼的骨化和生长，通过胚胎发育的整个过程观察胎儿未来牙齿与口腔的骨化过程。面对生物系、解剖系、医学系十几位教授4个小时的质疑，一篇只用一年时间完成的论文，不仅使他获得了博士学位，还被认定填补了儿科医学的一项空白，至今仍被解剖学教材采用。
他用不足3年时间，完成了硕博课程，在权威专业刊物上发表了8篇论文。这样骄人的成绩，看上去有点近乎天方夜谭。
是留美国还是回中国？他们没有犹豫，虽然他们已经得到了全美最好的医学院的聘书；在妻子获得博士学位后，吴汝康夫妇马上登上了赴香港的轮船，时间是1949年秋季。
回大陆还是留香港或是去台湾？他们有点犹豫了。因为当年送他们去美国的兄长已经在台湾身居要职，很快为他们安排了工作。
但是，犹豫也只是短短几天，凭着科学家把科学置于首位的本能，他们便乘上英国的轮船，在夜里悄悄经过台湾海峡，在天津港登陆。
事实上，吴汝康始终没有忘记“北京人”头盖骨失踪的义愤，耿耿于怀于中国科学家不能研究古人类化石的屈辱。几年之后，他实现了要由中国人来研究中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的梦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研究古人类化石的专家，以他鉴定、数据分析和研究的一流水平，开始评说当年研究北京人化石的权威、美籍犹太人魏敦瑞，并且能够阐述他的人类演化理论。
国际人类学界终于接受了他的观点
1952年春，在大连医学院当解剖学教授的吴汝康，来北京参加中国解剖学会理事会，顺便去拜会中科院吴有训副院长。
恰巧时任中科院编译局局长的杨钟健在传达室看到了吴汝康填写的会客单。正在筹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杨钟健早就从报纸上得知吴汝康在美国专攻古人类学，没想到在门房巧遇，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吴汝康与吴有训告辞，在传达室被拦截到杨钟健的办公室，从此开始了他成为古人类学者的梦想之旅。
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久？在一百多年前，一般认为不过几千年。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延长到20万年。20世纪50年代起，被认为是50万年。1965年11月27日，吴汝康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人类的历史远比以前理解的悠远，大约在200万年前已有能制造工具的人类出现于东非。”近年来，人类历史已经延长到600万年。而从猿到人这个过程则长达1000万年。
古人类学者需要具有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考古学、生态学、埋藏学、年代学等许多知识与理论，要将这些学科融会贯通，何止是掘地三尺那么简单。这门学科的魅力，不在于可以重复计算的实证，而是要在一片混沌中描绘一幅历经上千万年人类进化的图景。
在吴先生之前，在这一领域，还不曾有一个中国人研究过中国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更不曾有一个中国人用中文写过一篇专门研究人类化石的论文。
他与贾兰坡合作研究了周口店遗址的5颗牙齿和两段肢骨，用中英文撰写了周口店猿人的研究报告。以前由外籍人写的有关报告全是用英文发表的，只有简单的中文摘要。吴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改变了。我当时写人类化石的研究报告，首先是用中文写全文，附以英文摘要。”
达尔文论述人类最初的特征，是两足行走、使用和制造石器以及社会特征的“一揽子”理论，影响了人类学界几乎一个世纪。但是，猿与人的界限始于直立行走，还是制造工具？对此，吴先生提出了“过渡说”。他认为，这一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直立行走，完成的标志是制造工具。1954年12月28日，吴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阐释了从猿到人的过渡、人类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人类特征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顺序等理论问题。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际人类学界终于普遍接受了吴先生的观点，一致承认，人类最初的特征是直立行走。至于其他特征的先后顺序和相互关系，还有待于新的发现来论证。
近半个世纪以来，按年代顺序，吴先生研究过的主要古猿类和古人类化石有：森林古猿、禄丰古猿、巨猿；直立人中的蓝田人、北京猿人、和县猿人；早期智人的金牛山人、马坝人、丁村人；晚期智人的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等。他的专著《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一书被认为是中国古人类学的经典著作，美国、日本、韩国都有翻印。他的许多研究报告和著作，一直被认为是研究中国古人类学的必读参考文献。此外，他在推动我国现代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上也有显著成绩，创建了“今人类学”，在美国出版的《体质人类学历史百科全书》中，吴汝康是唯一作为专条被列入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家。
“打假英雄”
吴汝康奉行的格言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正是科学家应该具备的品质。
他反对草率地报道证据不足的科研成果。20世纪90年代，有一家科学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在报道用古地磁场法测出河北省泥河湾小长梁出土了168万年前的石器时，提及某科学家由此推测，中国人类制造石器的历史可追溯到四五百万年以前。而事实上，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的石器最早的也不过距今大约250万年。吴先生认为，这样随随便便按猜想去讲人类历史，在国际国内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于是，他与吴新智院士分别撰文，在《北京周报》发表，澄清了这一错误的说法。
吴新智院士还讲到1989年湖北发现了一个相当完整但被压扁了的人头骨。当地人将人头骨带到北京交给某科学家鉴定，结果被认定为南方古猿。南方古猿在中国还不曾被发现，这一说法即刻引发了媒体反应。湖北的电视台、报纸都竞相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吴先生看到后，立刻给湖北省文化厅分管文物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坦诚地指出这个头盖骨不是南方古猿，把它视为南方古猿的说法很不慎重。最终鉴定结果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这个头骨是直立人的。
因为他总是挺身而出实话实说，所以他所在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里的年轻人私下里称他为“打假英雄”。
“打假”是真的，但“英雄”和他不沾边。他对于生活的最高要求是：有书可读，有事可做；他对于生活的最低要求还是：有书可读，有事可做。
“文革”住牛棚，不能看业务书了，他看《自然辩证法》。重病期间他对工作的热情与向往依然不减。有时家人或朋友与他说话，因为身体非常虚弱，他常常没什么表情与反应。但只要是研究所来人，像吴新智院士等对他讲些工作上的事，他的眼神会马上变得十分专注。女儿吴建新说，父亲这时的表情，让她想到猫突然发现一条鱼的情形。但其他的事儿就很难看到他那样地专注与兴奋了。
吴汝康逝世后，他的墓建在他为之奉献终身的周口店。一个以叩响人类祖先大门为己任的科学家，生，耐得住寂寞；死，也耐得住寂寞。如果有更多的科学家象吴汝康一样具有这耐得住寂寞的品质，中国的科学将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本文节选自《光明日报》2006年1月24日）
人物简介：
吴汝康（1916—2006），江苏武进人，古人类学家、解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0年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1946年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1949年至1953年任大连医学院解剖教研组教授，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兼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香港大学教授。在古人类学研究方面，开创了中国人自己深入研究人类化石时期，提出了从猿到人的过渡，人类体制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的新进化等理论。创建新学科“今人类学”，在国际学术界获得高度评价。